隐蔽战线斗争9 回忆打入日伪“清乡”机关里的战斗

作者：李 鹤 皋

“清乡”暴行

1941年元旦，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 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以长江下游为起点，对我江南抗日游击区和 江北抗日根据地分期逐次进行“清乡”的计划。汉奸头子汪精卫、陈公 博、周佛海把它奉为法宝，亲自担任伪“清乡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 并任特务头子李士群为该会秘书长。

所谓“清乡”,即日伪综合运用其 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各种力量的“总体战”,妄图消灭我中 共一切抗日力量，由梅花桩式的点线占领，进而对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 区的广大农村实行全面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掠夺我人力、物力，达到 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

从1941年夏到1942年夏，日伪首先对我苏南抗日游击区分两期进行了“清乡”;然后又对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策划和发动“清乡”。

日伪“清乡”所到之处，调集重兵，碉堡林立，挖掘深沟，篱笆封 锁，编查保甲，抽训壮丁，反复反荡，烧杀掳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许多党员、干部被残害，无数群众遭祸殃。

仅从我家乡南通县中部的一 些乡镇，在十几天内遭受日伪残害与屠杀的情况来看，就令人怵目惊 心：

1943年10月中旬左右的12天里，日军山本大队长率其机动清剿队， 从石港出发，到同乐、十总店、双墩、沈家店等乡镇一带，反复梳篦、 清剿，捕捉我群众五六百人。许多无辜的同胞受到灭绝人性的残害，如 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腌咸肉”、“灌肚肺”、“截钢针”、 上电刑等。

一次，在我家所在的石港镇土山脚下，就用马刀捅死俘虏23 人，割下人头，装在竹篮里示众。其中有一孕妇，也被日军用马刀捅腹 而惨死。比恶狼更为凶恶的日军与汉奸，对我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罄竹难书!

1942年下半年，日伪在苏南“清乡”得手之后，随即策划对苏北抗 日根据地的“清乡”阴谋，其矛头首先指向我苏中前哨阵地的四分区抗 日民主根据地(包括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四县),列为其“苏北第一 期清乡地区”。

日军派遣它的第六十一师团长小林信男为苏北“清乡” 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调集日伪军约1.5万人，其兵力部署的密集程 度在华中敌后战场是罕见的。

汪伪中央政府特任原在苏南主持“清乡” 立了大功的大汉奸张北生为苏北“清乡”主任，其班底大多是跟他在苏 南“清乡”的有功人员。

日伪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除 了调集和培训大批特工人员外，张北生还委派他亲信的妻弟孙永刚筹建 “苏北清乡公署政治工作团”,并首先委派孙打前站到南通城里来招收伪 “清乡”工作人员。

正当日伪策划和准备到苏北来“清乡”之时，我苏中四分区党委(以下简称四地委)及时获悉这一重要情报，于1942年秋冬就着手反 “清乡”的准备工作。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四地委接受苏南反“清乡” 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反“清乡”方针，即坚持原地斗争，以公开 武装斗争为主，结合进行隐蔽斗争。

为了在日伪占领的城市里开展反 “清乡”的隐蔽斗争，以配合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的需要，四地委决定， 从根据地内身份没有公开和没有引起特别注意的党员中，选派一些忠实 可靠、有独立作战能力、并有可用的社会关系或公开职业作掩护的同 志，打入日伪据点，从事反“清乡”的秘密工作。

这些同志统一由地委 委员谢克东单线领导(1943年初四地委建立了秘密工作部，次年底与敌 伪军工作部合并为城市工作部，谢担任秘工部长)。

根据四地委的这个 决定，在受派人员中有林克、王承志和我，组成一条秘密工作线。后来 又发展了宋敬之，做我们秘密联络点的工作，这个联络点就设在我所住 宋家的房子里。后又吸收王怡在秘密联络点帮助搞掩护以及城区内的交 通。

打 入 敌 伪 内 部

组织上之所以派我们三人一起打入敌人内部，是掌握了孙永刚投敌 当了汉奸，并已成为张北生手下大红人的信息。而孙永刚与我们则有师生关系，可以利用。

1939年和1940年，我、林克、王承志三人都先后在掘港中学(今如 东县中)和角斜通中(省立南通中学迁校在角斜)读书；我们均成绩优 秀，又都是学生干部。

当时，孙永刚也先后在这两所中学当教员，教我 我的数学与物理课，在角斜通中时还担任了教导主任兼我班的班主任； 加以他当时以“进步教师”的虚伪面目出现，我们与他接触的机会较 多。因此在他心目中，视我们为“得意门生”。这种师生关系，就成为 我们打入敌人内部做秘密工作的有利条件。

1942年夏，已参加新四军的林克受党派遣，回到日伪占领的南通 城，以家住城里为掩护，做抗日的秘密工作。他首先找到家住城里的王 承志，接着他俩同来石港找我一起参加对敌斗争。

当时，我家所在的南 通县石港镇，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苏中四分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就在 这里。因此，我参加秘密工作之初的组织领导关系就在分区保安处，处 长是地委委员陈伟达，他嘱我不要公开身份，在家等候组织上布置任 务，并由负责情报和锄奸工作的刘志远与我联系。

是年冬季，陈伟达把 我的组织领导关系转移给了谢克东，谢即来向我详细了解了前述我们三 人同学时的情况，孙永刚与我们的师生关系，以及孙从假进步到真卖国 的为人等。我也向他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隔了不久，谢克东就向我布置 了派遣任务，要我在孙永刚到南通来打“清乡”前站时，即去通城与 林、王一道利用孙的关系，设法打入伪“清乡”组织，以伪职为掩护， 做搜集日伪机要情报的工作；同时，批准了我的入党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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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节前夕，我从林、王来信中获悉孙永刚已到通城来过年。 于是一过春节，我即进城与林、王会合，商定了打入的办法，一起到孙 下榻的宾馆去看望他。

经过一番相互寒暄之后，我们即以失学、失业的 家庭经济困难为借口，请他为我们找工作解决生活出路。孙见我们来 “投奔”他，非常高兴，在吹嘘了一番类似“曲线救国”与“清乡大业” 的汉奸理论之后，便说：“现在正是用人之秋，我此番回通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招考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清乡工作人员，你们来得正好，我很了解 你们，用不着参加考试了，就帮我做些招考的事情吧!”

随后，我们三 人就在招考办事处搞了半个月左右的义务工作，乘机初步了解到这批新 招的伪“清乡”人员的底细。

3月间，我们三人与录取的二、三百名学员一同开赴苏州(当时伪省府所在地),参加伪“清乡”人员训练所受训 一个月(张北生兼所长，孙永刚任教育长，主持训练所的工作),于4月 上旬开回南通。此时日伪在苏北的第一期“清乡”就正式开始了。

起初，孙永刚将我们三人都分配在伪政工团的通、如两个分团，后来各有 调动。就这样，我们三人一起打入了日伪“清乡”机关。

对于打入敌人内部做秘密工作的危险性，我们并不畏惧。因为要抗 日、要革命，就难免会有牺牲，对此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

但对于在敌 人“清乡”机关里担任伪职，以汉奸的面目出现，势必为人所不齿，尤 其是会被过去的同学、老师、亲友等熟人所误解，甚至唾骂，这在我思 想上是一大顾虑。

经过组织的耐心教育和自己的思想斗争，才解除了这 一顾虑，认识到这是抗日救国的需要，是反“清乡”斗争不可缺少的一 项重要工作。党派我们去从事此项工作，既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也是 对我们的严峻考验，只要我坚持抗日，忠心为党，暂时忍辱负重地牺牲 一下个人的名誉有何不可呢?但愿反“清乡”斗争以至整个抗日战争的 胜利早日到来，那时真相大白，就可痛痛快快地公开为党工作了。思想 搞通了，也就斗志昂扬、胆大心细地奔赴新的特殊战场去了。

特 种 情 报

秘密搜集日伪“清乡”的机要情报，为我反“清乡”斗争及时提供 敌人的动向，这是党交给我们三人的主要任务，我们名之为特种情报工 作。

在我们打入敌内期间，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以何伪职为掩护， 我们都想方设法地积极搜集日伪“清乡”的政治、军事、特务等各方面 的机要情报，及时送给谢克东，以配合我根据地反“清乡”的武装斗 争。

由于当时我们在日伪清乡机关内建立了较好的立足点，并注意扩展 和利用了敌方社会关系，特别是有伪苏北“清乡”头子张北生手下第一 号红人孙永刚作“靠山”(孙在伪“清乡”公署身兼多项要职：掌管财 经税收、教育、文化，宣传大权的第四组组长，政工总团长，新国民运 动促进会主任等),因而情报的来源比较畅通，

其主要渠道有：

敌伪上级机关下发的机密文件、材料；

在参加相当层次的日伪内部会议上获悉 的敌人意图和动向；

与伪方中上层分子以及“消息灵通人士”的公私接 触谈话中所听到的内部消息；

从下属单位(如驻在各区的伪政工支团、 分队等)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反映上来的各地日伪动向，并从他们对我方 情况的反映中作透视与分析等等。

我们所搜集到的这些情报，除定期以 密写经秘密交通线送给根据地组织外，遇有急要情况则立即上报。

下面 略举几例：

1943年4月上旬，我们刚从苏州伪“清乡”人员训练所受训回通， 谢克东随即来和我们三人详谈。我们将受训期间了解到的日伪“清乡” 的计划、部署、地图，“清乡”组织的军、政、党、特等机构的设置，以 及其头目人物的底细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等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并将 手里的有关资料上交给了组织。

同年10月，日伪宣称为期6个月的“第一期清乡”濒于破产，接着 又策划“延期清乡”(日伪自称为“高度清乡”)的阴谋。谢克东来到我 任职的伪政工团海启联合分团部找我取走了日伪“延期清乡”的计划与 部署等情报。

1944年初春，日伪在海启的“延期清乡”受到我方沉重打击后，便 气急败坏地在海门三厂镇的日本军营里召开了一个部署“强化清乡”的 紧急会议，拟从上海增派日军到海启，并严令海启两地的伪军政组织紧 密配合日军的行动。

这是一个很机密的会议，主持者为从上海派来的一 个联队长，参加者除了海启地区的日军头目外，还有海启两县的伪特区 公署署长(即伪县长)率领其属下的伪科长以上人员。当时打入伪海门 特区公署任教育科长的王承志参加这个会议。王回来后，马上告诉了我 这一新的紧急情况，随后我也听到参加这个会议的伪政工分团副分团长 的类似传达。我与王分析研究后，由王整理密写成一份情报，次日我就 赶赴通城，将这份情报交秘密联络点的宋敬之，嘱他速转谢克东。

1944年夏，日伪“一期清乡”、“延期清乡”和“强化清乡”相继失 败，仍不甘心地筹划“二期清乡”并把“清乡”地区扩展到如皋、海安、 靖江以至两泰和东台等地。委派孙永刚担任“二期清乡”的筹备处主 任。

当时，全体伪政工团人员，以及部分其他伪“清乡”人员集中在通 城整训、待命，孙永刚派我担任整训班的训导组长。这样我较为顺利地 取得了日伪预谋“二期清乡”的若干内部材料，如“二期清乡”日伪内 定的兵力部署和人事安排等机密情报。由秘工部总务科长计兆明和政治 交通员陆丕文取交谢克东。后来，由于日军宣告投降，“二期清乡”宣 告破产。

一 包 秘 密 文 件

1944年初，驻海门聚星镇的伪政工支团有一次随日伪军出发扫荡， 夜间与我海启县委(由海门、启东两县县委精简合并而成)组织部长遭 遇，这位组织部长因腿部中弹负伤而被俘，后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

但 他事先藏放在河边芦苇荡的一袋随身携带的文件却不幸被伪政工支团搜 去了。当时，日伪军、政、党、特等系统往往各自为政，彼此封锁、互 不通气；这个伪政工支团搜去这袋文件后，便按其隶属系统，上报到伪 海启政工联合分部团部请功。

其请功报告上，只笼统地说随军下乡扫 荡，缴获了我方一袋重要文件，而未开列文件目录的清单。当时我恰担 任这个分团办公室主任，收发员办好收文登记后，便按例把来文及其所 附的一包我方文件送给我拆阅拟办。

我记得这包文件约有三四寸厚，用多层牛皮纸包牢，用火漆封口， 盖着硬印。我拆开一看，非常震惊，因为这包文件除了整风学习和一般 性的或已失机密时效的文件材料外，还有不少上级党委和海启县委关于 反“清乡”斗争的指示、报告、计划、部署等重要机密文件和材料。

特 别是其中有几个笔记本上记着不少党组织名称和党员干部名单，有些有地址，有些几个名字用线连在一起，可能是一条联络线上的秘密党员。我当即认定这包文件绝对不能上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这包文 件在分团的收文簿上已登记过了，团内也已有人知道缴获共方文件的消 息，如果我把它隐藏或销毁，就很可能暴露身份，而且由于我一向和 林、王二同志关系密切，势必会牵连他们，从而损失掉我们这一条秘密 工作线。

我决定尽可能找到一个既可保护党的组织与同志，又不暴露身 份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于是，我找王承志共同商量，想出了一个办法， 即利用伪支团上报报告中没有开具文件目录清单的漏洞，抽掉其中关系 重大的部分机密文件与笔记本，其余的上报。至于从中抽出哪些，则需 请示组织上决定。

事关重大，时间紧迫，当夜我就赶紧把全部文件和材 料的目录及提要抄出清单，次日晨即赴通城，与林克碰面。取得共识 后，立即把我们的计划与文件目录经秘密交通线速送谢克东。

谢批准了 我们的计划，并在目录单上有选择地做了记号，指示我把做记号的笔记 本和未失时效的机要文件抽出销毁(约占1/3),其余的尽快上报给伪政 工总团部，以免暴露。我借故将这包文件延压了数日，一接到谢的指 示，便立即照办。

我们妥善地处理了这袋文件，保卫了党的组织与同志，也没有暴露 我们的秘密身份，反而还受到日伪方的层层嘉奖。

合法斗争过火与调离

1943年4月中旬到5月底左右，我们从苏州伪“清乡”人员训练所 受训回南通后，孙永刚将我和林克分配在伪政工团第一分团第二支团， 驻在南通县唐闸区，这个支团共有团员10人，我任支团长，林是一级团 员。

当时我们二人除秘密搜集敌方机要情报外，还出于爱国热情和对日 军与汉奸的憎恨，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总想尽可能做一些有 益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便自发地利用伪政工团的牌子，采取合法手段，对日伪和地方上的恶势力开展了一些斗争。

一是利用伪政工团的工作内容中有“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开展社 会文化活动”的规定，我们便以唐闸镇上唯一的一所中学——私立敬儒 中学为基地，吸收社会上一些有爱国思想和爱好文艺体育活动的知识青 年，组织青年协会、中小学教师联合会以及学生歌咏演剧队等，演唱 《五月的鲜花》,《黄河颂》、《流亡三部曲》等歌曲，排演《放下你的鞭 子》活报剧，召开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运动会等，以宣传爱国抗日 的进步思想。

二是利用伪政工团的工作内容中有“调查剔抉”的一项规定(“调 查剔抉”是从日语而来，意思是查出不良分子，予以打击和清除),其 对象不仅指共产党、新四军等抗日人员，还包括社会上囤积居奇的奸商 以及赌博、贩毒、吸毒等不法之徒。对于前者，我们的办法是阳奉阴 违，敷衍应付，积极地搞了后者。

我们发动和组织伪政工团员查禁烟 赌，查封囤积居奇的粮食、纱布等人民生活的必需物资，打击了一些地 方上的不法之徒；而他们又多是与当地伪军政人员勾结起来狼狈为奸 的，有的就是伪军政人员自己搞的。我们这样做，受到当地善良老百姓 的欢迎，但却引起地方反动势力的惧怕与仇恨，尤其是引起汪伪特工人 员的猜疑。

我们这样搞了一个多月后，被告到了孙永刚那里。一天，孙永刚打 电话来叫我到他办公室去， 一进门，只见他铁板着面孔，对我训斥说： “你们在唐闸怎么搞的?你看地方上控告你们的东西有这么一堆，哪能 如此搞呢?”

我当即顶着他说：“我们开展的调查剔抉和宣传、组织活 动，是政工团工作纲要里有明文规定的，没有什么不对!”

他说：“你太 简单了，得罪了地方上这么些人。不论你对不对，你不能再在唐闸工作 下去了，现在决定把你调到海门去，否则我也不好办!”

就这样，6月上 旬左右我就被调到伪海启政工联合分团部任职去了。隔了不久，林克也被调到南通县张芝山区去担任伪政工支团长了。

我们将此事向谢克东作了汇报请示，他充分肯定了我们积极搜集情 报的成绩和想为抗日做工作的热情，但批评我们自发地搞合法斗争搞得 过于突出是不对的，不利于我们在敌人内部隐蔽深入地做情报工作。

他 重申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秘密工作 方针，指出在敌占区对敌人搞合法斗争，组织上另有同志去做。我们三 人没有这个任务。党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的机要情报，因此要 求我们严密隐蔽，在敌人内部打入得越深，今后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切 不可头脑发热，因小失大。他强调了做特种情报工作的纪律，要求我们 严格遵守；教育我们在与敌人周旋时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白皮红 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等等。

谢克东代表党组织对我 们的批评教育，我感到既中肯又亲切，对我以后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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